江阴之梦的浮沉及其折射


今年以来，江阴在江苏现代化指标评比和全国百强县评比中的位子相比于往年先后后移，让人担心的“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认为已经渐渐的显出了应验的可怕趋向。

当无锡“华夏第一县”的殊荣破灭后，当典型的外生型工业化的昆山之路风光后，江阴模式是江苏硕果仅存的内生型县域工业化模式。然后挑起这种重担的同时，江阴已经疲惫。当1988年之后，由于跑得太快，企业相对做得太大，吸引农民太多，除了早年进入创业核心的人继续兴业外，大多数农民已经安于做工拿工资了。随后，经过1990年代苏南模式江苏化的推动，作为源起地的江阴，更是登峰造极地做大了这种格局。时至苏南模式企业深化破灭，江阴无意中抓住（买壳）上市的契机，成为华夏第一“股”县，创造了苏南模式更新后的典范——江阴模式。但危机同样肇始欲此。一些企业大了，却掩盖了地域的创新活力，没有形成大、中、小老板层次鲜明、递补有序的序列。企业大了不是坏事，但遏制了本地居民不断创业的冲动则是不是妙事。于是，这种缺乏成为江阴、张家港的软肋，而现在正在发威。

1980年代下半期，江阴有两个政府和民间期盼和推动的梦想，一个是一桥飞架南北，凸显江阴的交通枢纽地位；二是江阴、张家港、靖江合并，三江升格。这是七、八十年代江阴草根性质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顺应了乡村工业化到城乡一体化的这个当时普遍流行的逻辑。而江阴县（市）政府在其中出力颇多。那时，发展好的地方，基层政权的勤勉是个重要条件。相比于广东外向型模式争论较多，浙江尤其是义乌、温州假货盛行、声誉颇差，苏南无论从百姓实惠还是中央认可上都是辉煌鼎盛的时期。民间的力量，“给之艳羡而后活”的动力焕发了无穷的兴办实业冲动。基层政府在这个时候顺应了这一个趋势，或者说，还是这种民间力量的代言人。当时的基层政府的对经济利益的期望与民间的追求是重合的。江阴造桥和升市更多地是民间力量和意志的表露，而缺乏从大局、全局考虑的因素介入。与此对应，无锡县、武进县、常熟县以及沙洲县、宜兴县、吴县，大体情况一样。自力更生不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自说自圆的武器，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所有的创造必须是确立自主意识后四处吸收所长的独立钻研，否则，没有自主产权的努力只能是低俗的模仿。

但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是个界线。江阴从县变为市后，江阴自主表达的愿望受到了阻碍。一方面是曾经行使民意的中间分子成了既得利益者，比如乡镇企业厂长、村组干部，他们是第一波的冒尖者，自身的行为逻辑杂糅着为他人谋福利和不要让他人超过他们的双重考虑。但是这种想法并不紧要。紧要的是，环境变了，苏南乡镇企业格局下，人人有办实业的冲动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了。单干要受尽歧视，而加入组织，先入行的热年已经基本分割完岗位。可以做推销员，四处奔波，像浙江小商人的行程，却不用承担那样的风险，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收获，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于是苏南自主创新的活力被无形束缚。不论苏南还是浙南，早期的发展，省、地特别是省一级的作用并不太大。大政方针由中央定，具体措施超越县级已经失去可行性。“给之艳羡而后活”是苏南，“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浙南，其主体都是农民。但不同的是，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主体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苏南兴办实业的风险，从全民逐渐到精英；浙南兴办商工的风险，从外出历练的类似乞丐中脱颖而出的精英走向普遍的农民。于是，前者走到尽头，风险最终的承担者是政府；而后者走到末尾，风险的最后平摊到整个社会。当所有的人都在承担风险，风险就不会太大，只有少数人在承担，而大多数人按部就班地置身度外，受着小惠的风险却反而会被放大。在海中一条吨位不大的小船遇到了波涛汹涌，所有人都知道危险，然后行动起来，试图力挽狂澜，希望就不可谓不大；反之，一条巨轮，撞上了冰山，只有船长和部分领班参与出谋划策，而大多数乘客和船员懵然不知，束手高搁，沉没的危险就不可谓不小。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如果仅仅着眼于管理、统治，一个强大的社会对于政府来说不是福音。反之，如果以服务为己任，那么强大的民间力量的存在就是一个有为政府所不可或缺的。政府是一个腔调，而民间是无数个声音，政府是有组织的无组织，而民间是无组织的有组织。政府的决策有明确的目标，在实践中却往往失去方向。民间的意志，看似无头无绪，无形中却有一个大体的走向，尽管它需要解脱束缚，不急不噪地行使构建好的一个机制。发展地方经济的主体最终成了寥寥无几的几个寡人，即使原本没有党政背景，最终必然会走进政府，兴盛一时的苏南乡镇企业在机制上走向尽头也就无法避免。伴随这个过程，乡镇企业的头面人物的集体意识也从民间意志的表达逐步转化为被政府意志所左右。进入政府也就进入了旧有体制。1980年代末，江阴设立地级市和兴建大桥的呼唤，是民间意志表达的最强音，也是危险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从下还是顺上的关键，当被当年江阴人寄予厚望的市长上调无锡后结果已经出来。而温州不同，政企一直就结合得不浓，而且创业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在当地发迹，于是政府也逐渐从凌驾社会之上，渐渐地与社会平行。政府的职能进一步明晰，而民间力量进一步强大，两者互动，不断升级地方产业和声誉。而在江苏，从中央传下治理整顿的强音，被基本不打折扣的执行，打断了正常的自发进行，江苏也先后被广东和山东超越。而随着1990年代兴盛的福音传播者已经转为请来的僧侣，又加大了地方政府在当地社会之上的趋势。政府是服务型政府，但服务的对象不是本地的民众而是外商。这是一种无言的悲哀。政府的政绩、财税和荣光都由外来投资推动，本地人渐渐变为只是廉价劳动的提供者，倘若被重视也只能是幸运地被施舍，而这靠的更多是别人的道德而非自身的实力。民间不仅创业冲动受到压制，而且创业能力也受到抑制。所有的佃农都希望成为地主，但并不是所有的佃农都能当好地主，长久地反复几次，不安心的吃尽了苦头，于是只安心做好佃农反而却成为他们自认的本分。……

进入1990年代之后，浦东开放、小平南巡，苏南沿着原来被打断的道路和轨迹继续走了下去。精神可贵，但实在不智。夏天种水稻，可以在秋天收获；但错过了夏天，在冬天补种水稻，付出更多的努力却不会得到更多的收获。道理同样。进入1990年代后，1993年浙江率先将温州模式浙江化，浙东、浙北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纷纷股份化，民间的力量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在发挥张力，这是今日可用浙江商人之名扬弃温州商人的原由，他们将走向政府的精英重新放回了社会，进而带动了社会泛老板化。如果没有这一条，原先与苏南一脉相承的浙北不会出现嘉善木具集散中心、桐乡羊毛衫集散中心、海宁皮制品中心等殊荣。柯桥、义乌、柳市、路桥等更不在话下。江苏就远没有浙江幸运。市场是政府所包揽不了的。市场与企业的结合要有机，而这项功能政府是不能像当年建厂就不愁销路的思维定视下安排出来的。江苏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浙江也并非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但偶然的差失，改变了天和地。江苏依赖了外资却让本地老百姓创业能力显露出萎缩。全国最有实业兴办传统的苏南虽然还能是小康生活水准，但在富裕上却不再冒尖，这也造成了改制后拼出来的民营经济大省，却缺乏成群结队的民营大户。常州红星、月星家具名声打了出来，武进的木业却赶不上嘉善。同时，张家港、常熟、吴江的羊毛衫却敌不过桐乡；盛泽、周庄（江阴）的纺织却比不过柯桥。

进入1990年代后，江阴的梦还在，但形式已变。江阴大桥的资金虽差不多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情形已经大不如先前。后来居上的张家港及其享誉全国的张家港精神就是终结1980年代苏南风光无限好的主导精神。这让三江合并更不现实。只是靖江相对愈来愈差，对江阴也由羡慕转为仰慕，让江阴的虚荣还能有点受用，但这种过程对江苏来说是无言的尴尬。曾经作为苏北最好的靖江在1990年代如此相对裹足不前，的确令人深思，真是仅是因为长江吗？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提两江合并，更多的是政府意志和上级想法在主引。而活跃的民间已失去了呼声。

政府意志与民间意志未必不能相合。甚至强力的政府意志还可突飞猛进地提高民间意志的层次。比如韩国、新加坡的奇迹，也比如张家港精神对张家港面貌和民心的改造。但谁也不能保证政府意志永远不落后于民间意志。这是悲哀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