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小岗、华西、上园：中国三种类型的成功村庄


从1960年代以来，华西一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标兵，从合作化、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兴办社队工业、组建乡镇企业集团再到改制民营化，华西都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首先飘扬在江阴，接着便很快代表江苏飘向全国。华西村的成功与其说是华西村民的，不如说是华西吴仁宝的；与其说是吴仁宝的，不如说是一种需要用先进典型不断激励人心的体制的。没有这种体制，没有吴仁宝，或许有华西集团这样的大企业，但未必会有名扬中外的“华西村”这个典型。不用怀疑，在无数个指望依靠集体组织实践共同富裕理想的中国村庄中，华西无疑是最成功的，但这种成功来得很侥幸；华西是苏南能人经济的典范，但这种典范更适合用来表彰而缺乏广泛推广的示范价值。它在全国的出现是偶然的，它的成功首先得归功于其领军人物，其次在于这类人物的这种行为符合了传统国家机器的价值理念并吻合了这种理念革新的步伐从而占尽了村组织之外的诸多资源。而在此之外，村庄里具体是些什么样的村民，村民的积极性如何得到了发挥，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华西类成功的村庄本质上是大海里依靠洋流和海风前进的帆船，本身并不带动力，即使具备动力也是人力划桨，在船大洋阔后，已经可有可无了，因而，聪明的掌舵者只要把“帆”做的足够大，然后用高超的技艺把握风候和流向，适当出点风头，但不要过分地自以为是，那么依靠先前积累的实业规模和名声资源，即便不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般的激畅人心，也能轻轻松松一路坦荡地向前行。在这个方面，吴仁宝这个弄潮者的确值得敬佩和赞赏。他的确有着过人之处。而先前曾做得更好的禹作敏却因张弛无度而被认定为无法无天，结果没有自身原配动力的“逆潮顶流”迎来的只能是船歪人翻的结局。直到今天，华西依然离不开吴仁宝，华西村“御定”的掌门人吴协恩能否成为称职的“仁宝二世”，现在下任何结论都尚嫌太早。

在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中国村庄中，到目前为止，华西成就无疑仍是最为卓越的，尽管这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兵，但这个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方向。另一类典型的小岗村，原本就不信任集体，所以才要包干到户。曾经并不亚于华西村的大邱庄也因领头雁的得意忘形而阴沟里翻船。史来贺的刘庄地理上太过于偏僻，南街村太“土”，太“左”，丹阳的龙山和烟台的南山或昙花一现或缺乏渊源。村庄始终是前工业文明的依托，因而，以村级组织为单位的前行，即便取得了物质上的丰硕成就，也始终只是放大了的农村，徒有工业文明的外在形式，而缺乏工业文明的内在精髓，更勿提后现代的诸多要素了。

作为行政体与作为经济体不同，在行政实体中，需要个人的独立，而在经济实体中则恰恰相反，行政实体强调的是公平，而在经济实体中则注重效率。行政实体中每个人的人格必须平等，而在经济实体中的每个成员的分工和要求肯定会有所差别；没有民主和平等，行政实体不可能保证长期的公正，没有集权和差别，经济实体难以确保丰厚的资本收益。行政实体期求的是安居乐业，而经济实体追求的是最大利润。全民经济挂帅，集体经济占主导的时代抑或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实体行政化，也就是企业办社会，企业中的职工医院、子弟学校比比皆是；而行政实体经济化，乡镇行政区变人民公社，因为区域太大，普遍失败，而村组（行政村、自然村）因为较小，而有所成功，特别是早期农耕基础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更是如此。于是，行政实体经济化在经济实体行政化后又一次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一个囊肿和息肉，未必致命，却有说不清的危险。华西村是这个潮流中曾经的佼佼者和现在的幸存者。但这本质只是过渡的形式，华西类村庄面临着转向。

严格说来，行政村或有组织的自然村，并不能算一级行政区，但中国的实际却使它具备了诸多一级行政区的特征，即便不是，也是微缩的一级行政区或亚行政区。或许行政村组的前身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外型上不似一级行政区，而更似一个企业，但随后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改制使农村基层组织得以还原，行政村组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事实上又一次地还原了农村基层基本的组织状态，如同再先前的保甲制度。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大部分行政实体恢复行政性的情况下，少数不遵守这一规则的地方就抢占了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事实上就是一个机会。华西跳过了分田到户这一环节，其实质是大家在扭转行政实体经济化的背景下，维护并加深这一重合的地方就取得了反衬的优势。跟华西一类的村企合一的乡村同样如此。这不难理解，小岗为什么光芒耀眼，一年顶上三、四年的收成只是表象，更大的促因在于它在死气沉沉的农村因百里挑一、万中唯一而带来强烈反差而具备了更上级造势的需求。华西村的成功尽管与其路径相反、表现不一，但本质相同。在“别人随‘大流’”时，你屹立不动；在大家普遍不作为时，你率先行动：不论行为的实质，但就这个因反差而带来的机会收益就已无穷。

小岗出名了，但小岗是一时冲动下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偶然因素太多，且小岗的光荣更多的是万里等改革开明派宣传出来的，小岗人包产到户，从内在动机和外在形式上都与高尚无缘，而且随后小岗人发展经济的举动式威和实绩平平又证明了小岗缺乏或华西吴仁宝型的村企合一的能人或上园南存辉、胡成中型那样纯粹经营的能人。这注定了小岗是天空中的流星，今后只有通过记载下来的已成改革象征的“照片”来回味改革艰辛的用途。在大家都不动时，你动，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实在憋不住、忍受不下了，小岗如此：那只需要冲动，甚至连勇气都不需要。

而华西则不一样。在洪流滚滚而来时，坚持屹立不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盛行全国、效果明显时，尚且观望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已屡受批评后，明白已失去第一先机的华西村坚持不分田到户，足以证明了华西村和吴仁宝的确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这一潜质一旦被证明了后，华西村不同凡响的成功便已顺理成章了。联想到，吴仁宝在1970年代曾作为极“左”文革时期江阴县委书记的经历，更不能不佩服吴仁宝掌舵的能耐，不短见，不因一时的风向而改变认定的方向，搜索时机，不断冒尖，这才是华西村最大的财富，也是当年各地学习华西最该学的着眼点。尽管华西类村庄在整个中国的出现偶然性因素极大，但只要有了吴仁宝或吴仁宝型的乡村精英，华西村的成功已经成了必然。

然而，行政实体经济实体化乃至重合，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在规模不大时，尚可如意；可当经济实体的规模做大到一定程度后，问题也就会接踵而至。1990年代以后的吴仁宝已步入晚年，这时吴仁宝的华西延续着先前成功的惯性在苏南乡镇企业恶性扩张的过程中，华西不仅在外在规模上没有落伍，而且在内在质量上依旧领先。即使剔除华西争取到的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加分，华西在苏南这个大背景下仍不能堪称苏南模式终结前的问题焦点。在物极必反前，通常都有回光返照。但这不能掩盖华西问题的严峻程度。树了一个模拟“君临天下”气势的华西金塔，造了一片向往“小国寡民”生活情景的农民别墅，充分体现出了吴仁宝骨子里的小农思想，也及早地预示了华西村行政实体经济实体化在未来的穷途末路，尽管内外的惯性还可以让华西村有足够苛延残喘的机会。

到了1990年代初，华西集团企业规模的扩大就已经使华西不得不从村外大量引入劳动力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华西村及企业中实际就客观存在了华西村人与非华西村人的对立，前者主导着并在事实上“奴役”着后者。行政实体经济实体化在实践上已经走到了它理论预设的背面。干着同样的活，操着同样的心思，付出同样的汗水，但仅因为出身而就产生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即使华西村民这种所得不能马上兑换成现金，这也不仅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且违反了市场经济公正的原则。华西兼并了周边村庄后，问题不减而重。但这还并不致命。更致命的在于华西村人不仅不愿意走离华西这个依托去独自创业，而且村及集团还通过经济手段严格限死了这种创业，就连外来民工也被用有形的条例无形地被捆绑上华西这条并不牢固的大船。华西村民集体财富看似很大，但只是“看上去很美”，现实中每个村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并不丰厚。华西的外貌相对比较整洁而实质却暮气沉沉。华西是一艘大船，吨位再大，因规模边际递减的效应也会有限，一旦不幸碰上了撞沉“泰坦尼克”号那般大小的冰山，华西村的前景如何，则就难以预料或不便预料了。在今年年初首届“中国十佳小康村”中的评比颁奖中，先前一向默默无闻的位于浙江柳市的上园村竟与总产值超过105亿元的华西一并入选，就已经隐晦地点出了华西模式的未来问题。跟华西比起来，以行政村为单位的上园村集体并没有什么特别炫耀的地方，全村净资产只有3.55亿元，但更具特色的在于上园村人兴办的企业。以集体名义拥有的华西村的资产和实业差不多就是华西村人总共拥有的实业和资产，而上园则远远不是，仅上园村南存辉创办的正泰集团（2003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和胡成中的德力西集团（2003年销售额达到86亿元）的销售总额就已远远超过了华西村的，这预示着曾作为中国乡村进取典范的“华西时代”的不再将是早晚的事。小小的上园只有350户，村民创办的企业仅股份合作制企业就有80家，中外合资企业15家，出口创汇企业22家，家庭作坊式工商业户200多户。依托良好的村民创业基础，村级资产也加速膨胀，2002年，村级集体经济税后利润分红收入达1067万元，富裕起来的上园村集体每年向每个村民发放口粮款2800元，60岁以上老人另外每月还发给工资60元。扣除上百家村民创办企业利润和年终分配，村民人均收入还有26500元，特别是人均收入这一项远超过政府统计公布的华西村数据。先前所得表彰几乎未超过温州且绝大部分只限于乐清甚至柳市镇的上园这一次一举跃迁为与华西并列的全国性“十佳小康孙”之一，不仅仅因为搭上了发展民营经济的顺风流，在其背后有的是扎实的实力。
本质上，华西村的成功不是所有华西人的成功，倘若没有出现过吴仁宝，华西也许永远只能默默无闻；有无吴仁宝的华西，绝对会有天壤之别。而上园村的成功则与此相反。上园村的光荣不仅仅属于村集体组织的领导，也不仅仅属于南存辉、胡成中，而是属于所有的上园村人的：它离不开每个奋力打拼的上园人形成的合力。来到华西，进行适当的过滤，除了吴仁宝和华西“村”外，你可能目中无“人”，也没有什么其它让你觉得值得敬重并有普遍推广可行的东西进入你的眼帘。来到上园，你首先会看到上园“人”，然后在你正在惊讶于何处是上园时发现上园村。华西这是一座高峰，而上园是无数座山峰。面对一座高峰，你会不寒而栗，被你面对的高峰也会自觉孤苦零丁；面对无数个高峰，那山更比此山高的可能激励着你，也鼓励着山峰。华西的村集体组织走在村民的前面，而上园的村集体组织则是在背后为上园人鼓劲、打气并免除着基本的后顾之忧。套用国家体制来类比，则华西是中央集权制，而上园是松散的邦联制度。尽管华西的情况有点微变，但整体上的这种视角仍旧可行。

现代化并不代表没有农村。人类的生存与延续离不开粮食，而在短期内看，它依然只能来自于农业。奔向未来，实现现代化，消灭的是农民的意识，磨合的是工农商间的身份，却不该也永远无法消灭农民的职能和农业的功德。上园、华西脱“农”入“工”的模式代表了城镇近郊农村和先进地区农村的方向，却不能代表农业的方向。上园太小，又地处柳市中心地域，在城镇建成区壮大包容了上园地界后，上园水到渠成地光有“村”，而没有“农”。上园村不再从事农业的功能，显然不代表所有中国农村的方向，也无法给中国所有的农村以明确的发展答案。尽管个别可以仿照上园模式，但倘若全部克隆上园，则就只能普遍陷入困境。更何况，不从事农业不代表就一定解除了农民的身份，不从事农业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消除掉小农的思维方式。上园、华西的脱“农”模式虽然显目，但是否真的成功依旧需要存疑、期待。必须冷静地是，上园、华西的经历可以成为无数还不发达地区农村争相学习的榜样，却不该指望，更不该要求其他地区不加区别地竞相完全克隆，特别是村庄的上级。这如同苏南模式在异地可以生根，比如早年的顺德、南海在学习无锡、江阴、常熟后的后来居上，但这样的光芒仍难以掩盖苏南模式在内地难以星火燎原的事实。与温州条件相仿的地区与苏南相仿的相比更多，这使得温州模式的普适性上甚于苏南模式，但仍不能主观期望所有跟温州条件近似的地区可与温州一样的起步、崛起、飞跃，倘若固执地这样希望、这样期待，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极其幼稚。学习温州，首先要冷静地发现窍门，然后找准方向，决不朝三暮四，低头、闷声、疾步，方才可以如愿，否则，大张旗鼓地想让世人皆知，结局只能是为学而学，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是而类鼠。于是，华西成为楷模久矣，但克隆华西获得成功的近似为零，取得成就的也寥寥无几，就连贺兰山下和北大荒中的那些幸运地成为华西帮扶结对的村庄也没有能谱写华西点滴的可以久远的光荣，足以说明，孤立地不假思索地跟风仿制，只是鹦鹉在学舌。无论上园，还是华西都离不开他们所处的背景。没有柳市低压电器的产业集聚，上园的光芒要暗淡多许；离开了江阴和苏南实业蓬勃的景象，华西的桂冠也不会如此灼热。

大张旗鼓甚至还劳民伤财地树立典型，大变不离其宗，往往是为了政绩考虑或经济利益的更好攫取。人多地少是标榜中国的一个不会过时的描述。无论上园、华西甚至小岗，在25年前，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用人多地少的评价都恰如其分，唯一的差异只是地域的特色不同。这种窘迫使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是部分沿海农耕条件较为优越开发历史相对悠久的地区，尽管是乡村形式、乡村制度和农民生活形态及思维方式，却有着比西方国家城市社区还要密集的人口密度。这在东亚地区是不无法忽视的普遍现象。无论新加坡、台湾、日本还是韩国，亦都如此。这使得东亚新兴国家的主流中产阶级的家住形态是高层公寓而非欧美澳遍地开花的别墅。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居住方式在数字和外表上类似于欧美澳的城市富人社区，差异只在于中国的这些地区建筑物间填充的是农田，而欧美澳全是人造绿地——草坪。这在是为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乃至全国现代化的紧迫课题之源。如何迅速改变这种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格局，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一道，直到今天仍然是个不变的捷径。

通览中国成功村庄，除了小岗，因为政治原因而成为村庄中的明星外，华西、上园、乃至大邱庄、南山、刘庄、南街以及深圳南岭村、海城西洋村、常熟梦兰村、唐山半壁店村、金华花园村、重庆上桥村、昆明福保村、北京房山金鸡台村，走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无工不富的道路。然而问题依旧接踵而来，知道今天，无论在体制乃至普通民众的心理上，华西仍不是城市，上园也不是。尽管上园早已经没有农田，华西的农田亦已蜕化为用超过价值的成本维持的样本。半个世纪来，有意设置城乡分野，人为隔离农村和城市的政策，是祸也是福。祸使当年的大多数华西人、上园人天生就是农民，没有城市居民可以轻松享受的事实上是“不劳而获”的福利，而福依旧因为此，因为是农民，近似一穷二白，所以才没有什么顾忌可以放下牵挂自由去闯荡，借助特殊的地利、人和和天时，成功便无法不预料了。尽管在更深的内涵上，华西、上园还是农村，但用表面一点的内涵界定来分析却已经看不出再是农村了。挂着“村”的外形，虽然滑稽，却不荒唐，直到今天，无论上园、华西都未能完成根本的跳跃，在骨子里依旧是“农村”，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今天的华西、上园超越最后的农村藩篱，出路并不在于曾经并不过时的产权界定。像华西、上园，在集体资产如此庞大后，再提分割界定产权，都难以再体现出公平和恰倒好处的优越，而且在实践上也无法可行。以色列尚且存在集体农庄“基布兹”，在中国，今天华西以及上园的集体资产的出路绝不在于分割。继续的延续这种荣耀，显然还是要在更深层次上脱离和扬弃农民意识。这种农民意识的对立面不是城里人，而是与现代文明还没有完整切合的传统及其陋习。华西继续追求的集团为单位的大，似乎并未清醒；停留在代际锁定边缘上的上园，当下的定位也还没有显示出足够的高明。无论苏南还是浙江的两种模式的成功村庄都走在十字路口。

新的形势需要国家意识追求将先前不平衡的分配进行再次、三次的分配，这是为中国开创新未来的必由之路。于是，慈善事业和基金会必将为这些农村社区脱胎而来的社区继续壮大带来难得的机会。领先一步便会步步领先，旧有的增长方式和乡村进步模式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在尊重法制，依法治国的新背景下，所有的已经成功的村庄再一次地又被拉到了新一轮的起跑线上。谁先抓住了这一轮的先机，便会真的溶入城市文明。对于这个景况，无论华西还是上园，都该明白。已经累积了一定数量资本的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今后，最应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名誉；不是别人的羡慕，而是尊敬。

然而，无论华西，还是上园的优势再造，首先只适合华西、上园，在今天已不适合于其他后进地区。反省华西、上园已经走过的轨迹和正在走着的道路以及即将再走的路径，对后发地区的最大启示依旧在于挖掘潜质，依托差异化竞争，这即便不能后来居上，也会得尽华西、上园预留下来的发展空间。在外部格局已经大体定下，区域整体创业气候也实在不容乐观时，比如失去地利、人和乃至部分天时的今日小岗，就地城市化的条件和机遇都已经失之交臂，在将自愿接受“剥夺”以期溶入先进地区的大量劳力送往已经初步工业化的地区或正需要大发展服务业的城市外，唯一能做的只是立足农业挖能增效，纯化农业净化乡村，保持着农村的田园牧歌，新的机遇便会自然而然地催青。这适合小岗，也适合于大部分苏北。显然，这条思路还是来自于对比华西和上园的发现，尽管无法从中直接找出形象话的依据。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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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的能力有多大
——上园村简介
（作为特别策划《探望长三角》系列的贴士载于《中国改革》杂志2004年第5期）

在作为温州模式主要发祥地的乐清，有一个在电器行业闻名遐迩的柳市。在这个仅为镇级建制的柳市，以正泰、德力西、人民、天正等品牌为领军的低压电器产品，已经占有了全国2/3的市场，并正在稳步走向世界。首届“中国十佳小康村”之一，有“温州第一村”之称的上园村就坐落在柳市镇的核心地段。
上园村全村总面积只有0.56平方公里，但在册农户却有350户，人口超过1400人，在改革初始，人均耕地只有0.2亩，少于温州平均数。但经过改革开放25年以来的发展，村级集体固定资产净值2.55亿元，流动资金1亿元，净资产超过3.5亿元。村企合一的上园集团，拥有5个大型商品市场和1个停车场，其中，“柳市有色金属市场”占地20亩，年成交额22亿元。富裕起来的村集体每年向每个村民发放口粮款2800元，60岁以上老人另外每月还发给工资60元。2003年，村级集体经济税后利润分红收入1100万元，扣除上百家村民创办企业利润和年终分配，村民人均收入27956元。
上园村集体经济实力很强，但上园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集体，而在于上园村人兴办的实业。截止去年年底，上园村民创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有80家，中外合资企业15家，出口创汇企业22家，并有家庭作坊式工商业200多户，有500多人从事第二、三产业。在上园村地域内，上园村民创办的工厂总资产超50亿元，年产值超100亿元。上园村人兴办的企业，仅注册资产超亿元的，就有8家。在全国低压电器行业规模、效益排行第一、第二，分别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003年总销售额分别超过100亿和86亿元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先生、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先生都是上园村人。在全国防爆电器行业排行第一位的华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全国小型断路器产值出口量第一位的森泰电器厂、全国稳压器产销量及出口量第一的鸿宝股份有限公司等也都是上园村人创办的企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能量令人不可思议的上园，已成为温州模式不断跃迁的一个成功样板。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等先后莅临视察过位于上园村的正泰、德力西集团总部。上园村在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创利税、人均村民拥有资产存量、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村民享受社会福利保险待遇等诸多指标方面，以毋庸质疑的实力名列全国前茅。